在筹备电影《四渡》之初，导演徐展雄坦言自己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，对四渡赤水这场战役的具体战术和毛主席的军事智慧了解有限。为了真正走进这段历史，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打开社交平台，发现很多UP主用沙盘推演和地图讲解的方式，把这场战役讲得极具悬念。这让他意识到，这段历史完全可以被当代年轻人“看懂、看进去”。
接手项目后，徐展雄带着主创团队和监制刘伟强导演来到贵州，沿着遵义、土城、娄山关、茅台镇、苟坝等地实地走访。在四渡赤水纪念馆，刘伟强导演听到一个关键信息：长征时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不足20岁。他对徐展雄说，这是一个年轻导演拍一群年轻人创造奇迹的故事，这部电影一定要拍给年轻人看。这句话直接定下了整部影片的创作方向。
在叙事手法上，徐展雄决定打破传统战争片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，转而采用限制性视角。观众将跟随普通红军战士的目光，感受战局的扑朔迷离。因为当年的很多基层战士其实并不完全理解指挥层的决策，比如为什么要打道回府再次渡河。这种视角让观众和战士一样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，紧张感和代入感随之而来。在视觉呈现上，团队还创新使用了针孔摄像机深入微型沙盘拍摄，让观众仿佛身临战术博弈现场。
在人物塑造方面，徐展雄坚持不神话领袖，也不拔高英雄。影片呈现的毛主席，是一个在绝境中充满困惑、焦虑甚至不知道往哪走的真实人物。在苟坝会议期间，毛泽东的意见一度遭到反对，深夜他手提马灯走山路去说服周恩来和朱德。这个在漆黑夜色中提着马灯的孤独背影，成为了电影的核心意象。
为了呈现基层战士的群像，影片设置了于适饰演的红军连长赵德发、王天辰饰演的朱会永等原创角色。赵德发没有单一对应的历史原型，而是凝聚了无数普通红军战士的身影。他穿着相对整齐的军装、拿着精良的“花机关”冲锋枪，这都是基于1935年红军攻占遵义后利用缴获物资补充装备的历史考据。此外，影片中还有十几岁的流浪儿阿金、开朗的少年罗兴山等角色，他们会在行军路上分享刺梨干，会在背包上写字方便身后的战友识字，展现出战火中最真实的青春模样。
为了还原当年的环境，《四渡》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，拍摄周期与当年四渡赤水的季节完全重合。贵州当地天气多变，剧组在拍摄时遭遇了突如其来的大雾和凝冻天气，相隔数米都看不到人。这种真实的寒冷和疲惫，让演员们无需表演就能展现出坚毅的状态。剧组使用了数千名贵州本地学生来扮演红军战士，他们在接近零度的气温中穿着单薄军装和草鞋在泥泞山路上行军，很多人脚趾被冻伤。
在幕后制作上，徐展雄与摄影师出身的刘伟强导演形成了互补。刘伟强在片场经常亲自拿起摄像机参与拍摄，在遵义会议等多位领导人出场的重头戏中，他通过多机位捕捉到了演员们细腻的表演。美术和灯光上，影片强化了红军与国民党军的对比：红军在山坳里漏雨的临时指挥所里群策群力，而蒋介石的行营则灯火通明、挂着水晶灯。
徐展雄表示，四渡赤水不仅是军事史上的奇迹，也是每个人人生的一段隐喻。无论是精神层面的坚持还是智慧层面的迂回，希望这段化不可能为可能的历史，能给现在的年轻人带来一点启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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